岳清兰插上来说：“李书记，你不知道，我家老黄不但是讨债鬼，那一急起来，整个就像一疯狗啊，逮着谁咬谁，连我也被他咬过！不过，这话将心比心说回来，老黄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李元焯这才说起了岳清兰，说得很动感情：“清兰同志，玉禾同志这个破产书记当得不容易，你这个检察长当得就更不容易了！余可为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还是‘八一三’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又是从彭城上去的干部，在彭城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办案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可你这个检察长有立场，有原则啊，只唯法，只唯实，忍辱负重，千难万难，到底把案子办下来了，也让余可为这个[***]分子彻底暴露了！我和省委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你和彭城市人民检察院请功哩！”

黄玉禾听得这话又有些冲动，似乎想说什么，却被岳清兰的眼色制止了。

李元焯是个明白人，马上笑了：“玉禾同志，你又想说什么啊？是不是想说：既然我和省委知道咱们的检察长这么难，为什么早不把余可为拿下来？是不是啊？”

其实，这话不但是黄玉禾想说的，也是岳清兰想说却不便说的。

李元焯自问自答道：“余可为问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中央和省委对余可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和省委不能仅凭社会上的议论就随便向中央建议撤换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你们别看萧宸同志一直严格地坚持着原则，其实就是萧宸同志，在最后一刻还在祈祷余可为不是真的[***]掉了……清兰同志，你能体会省委的苦心吗？”

岳清兰想想也是：别说李元焯和省委，她和检察院不也是到最后一分钟都悬着心吗？没从周秀英租用的保险箱里找到余可为的假护照之前，谁敢认定余可为是个犯罪分子？于是便恳切地道：“李书记，确实是这个道理！不瞒您说，当我们的反贪局长从穗仙给我打电话汇报时，我一颗心都提到了喉咙口上，就怕搞错了！”

李元焯愈发动情，拉着岳清兰的手说：“清兰同志，你真了不起啊！你的事迹我过去不太清楚，余可为不可能向我汇报你的事迹，萧宸书记碍于形势，当时也不好多说。我是最近才听省检察院丁明检察长和省政法委的同志们介绍的：那天夜里在加油站，面对苏全贵的枪口、炸药，情况那么危险，那么紧急，你挺身而出，化解了一场灾难，有勇有谋啊！哦，对了，怎么听说你还在我们的法庭门口被坏人刺了一刀？凶手现在抓住没有啊？”

岳清兰苦笑道：“听刑警支队同志说，前天抓到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竟是一个外地民工，和‘八一三’大案没任何关系，有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为了这一千块钱就捅了我一刀！幕后指使人到底没找到，那个民工是在街头认识指使人的！”

李元焯一声叹息：“清兰同志，让你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流泪又流血啊！”

岳清兰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李书记，有您这句话，我……我就知足了！”

李元焯却摇起了头：“这么容易满足啊？没这么简单吧？清兰同志，今天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听你诉诉苦，甚至听你骂骂娘！说吧，有苦诉苦，有冤伸冤！”

岳清兰觉得机会实在难得，便也和面前这位省委书记交起了心，不过却没谈自己的事：“李书记，难过的事都过去了，苦也好，冤也罢，我都不想说了！有个同志我倒想提一下，就是市委书记唐旭山同志。没有市委和旭山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八一三’大案很难办下来，可省委最后处理时，还是把唐旭山的书记撤了！其中内情我知道：主持干部处理的是余可为，旭山同志在办案过程中顶住了余可为的压力，余可为就趁机整唐旭山，而市长林森一直听余可为的招呼，所以，只给了个记过处分！李书记，我真不明白省委是怎么把握的，唐旭山同志冤不冤啊！”

李元焯轻声叹息着，缓缓点着头：“是啊，是啊，清兰同志，你这话不是没道理，唐旭山同志的情况，在对他做出处理之前，萧宸书记亲自找我谈过一次，我也知道唐旭山是个好同志，在坚持原则、支持你和检察机关依法办案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而现在到省民政厅这一个月干得也很不错嘛，筹资力度不小，提出了扶贫解困的新思路。刚才我说的变生活保障为职业保障就是新思路嘛！那么，旭山同志冤不冤呀？好像有点冤。但是，清兰同志，另一个事实你也不要忘了，旭山同志毕竟是彭城市委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必须对这场发生在自己辖区的严重灾难事故负责任，这和余可为的关系并不大！余可为是不是想整旭山同志啊？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当然想整，不整才怪了！可这并不是当时省委处理唐旭山的主要因素。至于林森同志，也不能说就是余可为保下来的，暂时不撤林森的职，我和省委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林森同志到彭城任职的时间比较短；二、如果把市长书记两个一把手同时拿下来，换两个不熟悉情况的新同志过来，对彭城的稳定恐怕不是太有利吧？！”

岳清兰觉得李元焯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心里虽然仍不太服，却也不好争辩了。

李元焯又缓缓说了下去：“清兰同志啊，你对旭山同志的公道评价和正义感我能理解，可我也希望你对省委能有份理解。我在金宁兼任市委书记时，去看望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那是战争年代，有个连队奉命守一座山头，一百多人打得只剩下连长和八个带伤的士兵，连长违令退了下来，下来后就被军部下令枪毙了。奉命执行枪毙任务的是陈老省长。陈老省长和我说，面对这位受了伤，浑身是血，军装被战火烧得四处焦黑的连长，他真下不了手啊，可怎么办呢？这个人丢了阵地，只能执行战场纪律！这位连长冤不冤啊？也冤啊，可不这么做就不能令行禁止！其他连长、营长们还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丢阵地，丢山头，我们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尽管不是战争年代了，但不等于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不负责任！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说法，就是交学费，我们学费交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交下去了！国家和人民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让他们这样交学费了，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人对它负责，就这话！”

岳清兰心里一震，看着李元焯不禁肃然起来：“李书记，您说得太好了！”

李元焯继续说：“要说难，大家都难。我省委书记有我省委书记的难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有市委书记和市长们的难处，你岳清兰和检察机关也会有你们的难处，可这都不是为自己推卸责任的理由！我们这个党是来自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执政的党，我们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明确承担起自己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也就是对人民的责任！要经常问问自己，在今天这个岗位上，你尽职尽责了没有？彭城‘八一三’特大火灾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员干部没有尽职尽责嘛，彭城这部机器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松动了！”

岳清兰马上想到李元焯在“八一三”大火汇报材料上的重要批示，冲动地接了上来：“所以，您才批示说：我们法院对彭城这批渎职犯罪分子的法律追究和我们对彭城市部分干部的处理，既是必要的惩戒，也是为了拧紧这部机器的螺丝钉！”

李元焯点着头：“对，这个话我在常委会上也说过，和许多同志都说过！”

岳清兰不无兴奋地道：“李书记，您这话说得太深刻了！余可为案实际上是‘八一三’大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准备的公诉材料就阐述了您的这个重要批示精神！”

李元焯说：“那好啊，开庭时，我请新任市委书记王文远和林森同志，哦，包括彭城所有处以上干部都到旁听席上去听一听，让我们的干部也受受教育！”

岳清兰怔住了：“李书记，我们已经定了，旁听人数控制在八百人之内……”

李元焯手一挥：“定了也可以改嘛，人民剧院是老建筑，嫌小，就换新建的彭城大剧院吧，那里能坐三千人！哦，这不要你去说，回省城我让办公厅给彭城市委打电话安排吧！”

这曰，李元焯在岳清兰家一谈就是三小时，直到快晚上十点才告别离去。临走又问岳清兰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岳清兰及时想到了盖了三年仍未盖起来的检察大楼，便提了出来，还自嘲说，得主动[***]一回，请那位廉政的财政局汤局长好生撮一顿。

李元焯一听就挂下了脸，话里带着严厉：“清兰同志，这个客你和检察院不要请，我看林森盖不盖！你只和林森说一句话，就说我李元焯说的：半年后要来视察你们的检察大楼！”

让岳清兰没想到的是，省委书记一句话的威力，是巨大无比的，当晚检察大楼的事就顺利解决了，简直像做梦！

李元焯走后约摸半个小时，林森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气喘吁吁赶到岳清兰家来了，一再追问李元焯此次来彭城有什么重要指示？岳清兰还没来得及开口，黄玉禾倒先抢着说了，道是李元焯书记对检察院很关心，半年后要来视察检察大楼。

林森怔住了，并且马上领悟过来，当场了解工程量。一听说工程量很大，半年内估计盖不起来，顿时急红了眼，四处打电话安排，要求工程队明天就恢复开工，曰夜加班！

财政局汤局长不了解李元焯来彭城的情况，还想拖，仍在电话里说没钱。

林森当时就火了，当着岳清兰的面，对着电话和汤局长大发脾气：“那你就去偷，去抢，反正你给我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把我这个市长送到拍卖行去拍卖好了！”

得知李元焯让彭城干部到法庭上受教育的事，林森又说：“哎呀，岳检，看你说的！这哪还用省委办公厅再打电话安排布置啊？李书记说了我们就办嘛！审判地点就改彭城大剧院。发个通知，宣判那天全市处以上干部去旁听，不准请假！”

岳清兰提醒说：“彭城大剧院不是有几个春节团拜会么？请柬都发下来了！到时候怕不好安排啊……”

林森不屑地道：“还团什么拜啊？让它们全都给李书记的重要指示让道！”

岳清兰有些哭笑不得，心想，就凭林森落实省委领导指示不过夜的精神，就算以后升上去有些困难，只怕眼下这市长不会是暂时的了，肯定是当稳了……彭城大剧院是余可为在彭城做市长头一年亲自抓的形象工程，是尝试着按市场规律运作起来的，没用财政一分钱，可以说是彭城开放搞活的一个代表作。岳清兰至今还记得，建彭城大剧院那阵子，余可为大会小会讲开放搞活，要求全市党政干部大胆解放思想，做开放搞活的领头羊。市政斧还成立了个临时机构——开放搞活办公室，简称“开放办”。嗣后的事实证明，开放搞活没错，彭城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就此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可也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期，彭城干部队伍的[***]和经济犯罪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发期，直至今天连余可为本人也陷了进去，这是另一种事实，很沉重的事实。那些大大小小的余可为们在开放搞活的过程中，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把手上的公共权力和理想信念一起开放搞活了。悲剧因此而注定了，不但是大大小小的余可为们的悲剧，更是这座欠发达城市、这座城市五百万人民的大悲剧，“八一三”大火的危险火种实际上早已播下了。

因此，在庭审过程中，作为主诉检察官的岳清兰看着被告席上的余可为，时常想：在余可为一手抓起来的这座开放搞活的大剧院里审判余可为，余可为会做何感想？余可为会不会想到自己过去说过的那些大话：做官先做人，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会不会想到在党政干部大会上的宣言：把自己这个市长的工作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与彭城人民群众的利益、[***]人的奋斗目标统一起来，一切为了彭城人民？余可为会在这个具有特殊意味的法庭上，面对旁听席上一千五百名处以上彭城党政干部和一千多名市民代表，忏悔自己的罪过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余可为在做无罪辩护，答辩时情绪激烈，态度傲慢。

余可为也提到了这座作为刑事审判庭的彭城大剧院，提到了自己对彭城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贡献，对自己的严重犯罪事实和“八一三”大火却只字不提，连有确凿证据认定的四百八十万贿款也绝口否认。进行最后陈述时，还挺激动地多次提到了良心。说自己在任市长期间，建起了包括这座大剧院在内的一系列标志姓工程。

然而，不论余可为如何狡辩，如何慷慨激昂，旁听席上一直保持着静默。这次审判的气氛和上次在人民剧院的审判大不相同了。在十天的庭审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再喝倒彩，发嘘声。宣判那天，市长林森和新任市委书记王文远以及在家的市委常委们全来了。前任市委书记唐旭山也专程从省城赶来了，岳清兰在起诉席上注意到，唐旭山在开庭前就和陈志立一起坐在了旁听席第一排醒目的位置上。

在法庭对余可为宣判前，岳清兰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进行了最后的总结发言。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面对法官席和近三千名旁听者，岳清兰缓缓开了口。

而余可为这时的精神则似乎有些恍惚，他的目光在旁听席前排不停地搜寻着，想找到那个他自认为是真正送他上了审判席的年轻领导，那位自己曾经的亲密战友。可是，他失望了，那位似乎自己真的从未看透的年轻副书记没有来，没有来看他余可为的下场。

他想起来，萧宸曾经亲自找到他，问他在彭城市长期间有没有问题，并且表示如果有一些情况，及早跟他说，他可以帮忙缓冲，但不能隐瞒。

结果，余可为选择了否认。

现在，余可为想，如果当时他选择了向萧宸坦白，今天，还会是这样一副场景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