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没有反应，“冯唐”顿了顿说：“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
“难得。”
有些累了，我耷拉眼皮，靠在座椅上，惜字如金。
“我们家有座独立的小四合院。有我，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家四口。北房三间，东西厢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我常爬上去掏鸟窝，冬天从屋顶上扫下雪来，堆个小人不成问题。我爸爱养鸽子，大大小小几十只，每天早上起来放飞，天黑前准保全都回来。”
“房子还在吗？”
“奥运会那年拆了。”
“拆迁补偿款应该不少吧？”
“呵呵，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把房子卖了，搬到城外的回龙观。”
看看他的年龄，那应是九十年代，卖不出什么价钱：“太可惜了。”
“说来……话长。”
“听听？”
“算了吧，很无聊的故事。”不知不觉，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进了朝阳北路，“冯唐”沉默着，没有表情的脸，简直几分可怕。
静谧的十来分钟，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有跳车逃生的念头。
“小时候，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
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冯唐”突如其来地说话。我头靠车窗，尽量距离他远些。
“羡慕。”
不是客套话，想起我小时候，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我没让老师头疼过，也没被人夸过，除了作文还算凑合，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孩子。
“我爷爷是老革命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分配了一间四合院——从前住着个前清老太监，伺候过慈禧太后。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老太监在自家院里上吊死了。文革头一年，爷爷也在同一棵槐树上自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才把四合院还给我家。我爸在中央部委工作，我妈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只有奶奶是家庭妇女。小时候，我常能吃到别人家孩子吃不到的东西。你懂的。”
“嗯，我稍微懂一点。”
“小学三年级，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关于自己长大后做什么职业。我写了三种，一是考古学家，二是文学家，三是北京市长。”
“你也想当作家？”
说实话，在我念小学的时候，从未有过此般梦想。
“我爸爱藏书，家里有个大书房，书柜从地面排到天花板。除了四大古典名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鲁迅全集》《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罪与罚》《亨利四世》……还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跟《东方快车谋杀案》。但我最喜欢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过至少五十遍。”
“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
“记得冬妮娅吗？”
虽然，书中情节大半模糊，但我记得：“保尔的初恋？”
“最喜欢她在水边初遇保尔，蓝白色的水兵服，浅灰色的短裙，带花边的短袜，栗色的大辫子……都是十七八岁，没有冬妮娅，就不会有保尔，你说呢？”
“嗯。”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北京，晚九点半，朝阳门外大街，出租车司机为我背诵这段名言，保尔·柯察金将要举枪自杀时想到的话。
“不过，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心底所念的人，一定是冬妮娅吧。”他按了按喇叭，让前头的实习车闪开，“你想过自杀吗？”
我不响。
“冯唐”转移了话题：“你知道我家为何要从地安门搬走？”
这个我感兴趣。
“初三，我十六岁，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有五层。那时男生都爱圣斗士星矢，有人喜欢紫龙，有人喜欢阿瞬，我们几个男生，各自扮演喜欢的圣斗士，从一楼玩闹到五楼，是不是很傻？而我最爱沙加，当我高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却不小心胳膊碰到窗玻璃——那块该死的玻璃，整个掉了下去，往外掉。”
“五楼？”
路口，红灯前，他放空挡，拉手刹：“嗯，周围的那些人，全逃光了。五楼的窗户底下，就是大操场，课间休息，有许多人。”
“但愿没事。”
“我不敢把头伸出窗户。当我跑到楼下，看到操场上围了许多人。有个穿着连衣裙的女生，横躺在水泥地上，鲜血流了一地，浸红无数片碎玻璃，慢慢淌到我鞋边。”
“哦……”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脑子发热，耳边全是尖叫，眼前数不清的人头，像在菜市口滚动。那晚，爸爸将我接回家，妈妈却在医院留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女生受了重伤，颅骨被玻璃击穿，抢救十个小时，终于保下一条命，但深度昏迷。我向学校承认，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玻璃，愿意接受处分。”
“你傻啊，为什么不说是玻璃自己掉下去的呢？”
“嗯，很多年后，我也有过后悔，为什么要承认？不过，几个男生都看到了，我可以让他们保守秘密，但能保密多久？总有人会泄露出去的。被玻璃砸到的女生，是隔壁班级的，我不认识她——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学校里没有不认识我的，这也是我不敢撒谎的原因。”
车后响起连绵不断的喇叭声，路口早已变成绿灯，“冯唐”才重新开动。
“后来，那个女生怎么样了？”
“植物人。”
“你家赔钱了吗？”
“女生家里开出五十万的条件——二十年前，一笔巨款。虽说，那年头医药费不贵，但对方计算了未来五十年的治疗与护理费，还有整个人生被毁了，无论如何，我接受。”
“你父母呢？”
“九十年代，我爸的中央部委是清水衙门，我妈在医院还没流行拿红包，实在凑不出五十万，最后咬牙卖掉四合院，全家搬去回龙观。搬家前一晚，七十岁的奶奶死了。医生说是脑出血。爸爸却说见到了吊在大槐树下的爷爷，奶奶是舍不得离开地安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