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不行。”药不是手掌往下用力一切。
“啊?”
“老朝奉对你太了解了,你目前能接触到的任何线索,全都可能是他安排的圈套,皆不可用。”
“那该怎么办?”我有点发愣。
药不是竖起两根指头:“首先,你得切断一切和五脉的联系,彻底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让老朝奉无法掌握你的行踪。然后,我们去挖掘新的线索。”
“新的线索?”
“没错。送上门的好处,都是可疑的,只有自己主动发掘,才能获得干净的线索。这就好像一座土匪盘踞的大山,常走的大路一定都埋着陷阱,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亲自在荆棘中劈出一条安全的路来,才能直捣蛇窟。”他难得使用了一个比喻。
“那……我们该去哪找新的线索?”
药不是走到床头柜前,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我这里恰好有一把现成的钥匙。”
看来他早在美国,就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了。
这是影印的一份英文文件,好在旁边附了中文翻译。文件的第一页,是数张彩色的青铜炉照片,各个角度都有,旁边还标有刻度。我们许家在五脉的主业是金石玉器,看到这香炉,立刻上了心。
照片上的香炉不是很大,高脚双耳,饕餮纹饰,品相完好,但质地却与幽玄青铜有所差异。我一看腹底题款,颇为惊讶,不由得脱口而出:“这……这是潞王炉啊!”
潞王炉的来历,乃是源自河南卫辉的一个传奇。
明代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封自己的弟弟朱翊镠为潞王,藩地就放在卫辉府。
朱翊镠深受万历喜爱,封赏无数,潞王府里的金银堆满了十座仓库。有一天,府中忽然走水,抢救不及,其中一个库房被烧成了白地。库房里的金银被大火生生烧化,熔炼成了一大团金饼。潞王有钱,并不在意,于是这块金饼就闲置在府中,无有用处。
朱翊缪有个儿子,叫作朱常淓,最喜欢收藏文物,号曰敬一主人。他接替藩王之位后,无意中发现这团金饼,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风雅的处置办法。
朱常淓请来匠人,把金饼重新化开,改铸成延善香炉。这金饼太大,匠人们前后一共铸了足足三百六十尊香炉,才把原料用光。朱常淓觉得此炉虽然形制仿古,但古意还不够,于是选了一处风水宝地,把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用牛皮裹好,埋了下去,汲取地气——在现代人看来,其实就是用酸土给炉身咬出锈蚀痕迹,以便做旧。
谁知刚埋下去没几年,李自成的军队就打到卫辉。朱常淓为避锋芒,逃去杭州,后来被清兵擒去北京,惨遭杀害。而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究竟埋在哪里,也就不为人知了。
这套香炉,在古玩圈里被统称为潞王炉。在我爷爷的《素鼎录》里,特别提过这个,称赞其为良心之作。为什么呢?因为朱常淓身为天潢贵胄,不屑造假,仿古就是仿古,却不是拿来骗人的。每只炉的底部,都刻着“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xx器”一排小字,xx是指编号——明明白白告诉你,这是我仿制的,连编号都有。
在市面上,曾经零星出现过几个炉子,都说是潞王府的香炉。但到底那三百六十尊香炉被挖出来多少只?谁挖出来的?从哪里出土的?一直没人知道,成了当地一个小小的宝藏传说。
药不是拿的这份报告,居然是和潞王炉相关,让我兴趣大增,迫不及待地看下去。
报告很长,应该出自专业的调查机构之手。简而言之,在1937年,卫辉当地有两个地痞动了贪念,想去盗朱翊镠的潞王墓。他们的举动被守陵的村民发现,被迫逃跑。两个地痞退而求其次,又想去盗潞王妃子的墓,结果在挖盗洞的时候居然算错了方位,稀里糊涂挖开了一个大坑。在这个坑里,地痞发现了一个潞王金炉,题款是“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伍拾贰器”,编号是52。
他们如获至宝,把炉子拿回家,结果却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了。当地的保长听到这个消息,打着惩办盗墓贼的旗号,把两个地痞抓进牢里,严刑拷打,两人挨不住,只得乖乖把金炉交出来。
当地古董业有懂行的人告诉保长,潞王埋炉,不可能只埋一个。那个坑里附近,一定还有更多的金炉。保长闻言大喜,再回过头去找那两个地痞,询问埋炉地点。可两人因拷打过度,已经咽气了,临死前只留下三个字:凤凰山。
卫辉当地有凤凰山,占地极广,潞王陵寝就在附近。保长带人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真正的埋炉之处,只得作罢。日本人占领河南之后,保长携家中细软逃跑,一路随中央军退到昆明。保长不久就病死,他儿子为了维持生计,把那个金炉卖给一个陈纳德飞虎队的飞行员。飞行员把它连同它背后的故事都带回美国。几经辗转,这个金炉被飞行员的后人捐赠给了一家私人博物馆。
像这样的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很重视,聘请了专业人士调查其背景来源。这就是这份报告出台的前因后果。
我看完报告,抬起头来,疑惑不已:“这尊潞王炉,现在你的手里?”
“我从来不收古董,没兴趣。现在它还在那家博物馆里摆着呢。”
“那么你知道真正的埋炉处吗?”
“我知道的和你一样多。”
“那么……这炉子里有关于老朝奉的线索?”
“可能吧,但我不知道。”
我彻底迷糊了,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潞王炉固然是一件珍贵文物,但和我们的目标似乎毫无关系。
药不是斜靠在窗边,露出那种教训别人的表情:“这就是我要指出的,许愿,你不能执著于文物本身。换一个思路,再想想。”说完他的右手手臂平伸,猛然抬起,然后徐徐放下,重复了三次。
“你这是在钓鱼吗?”我有点不耐烦了。
“没错。”
药不是认真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我的智商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四悔斋落锁关门。最近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我的这家小店关门倒比开张的时候多,闹得邻居们纷纷传言,说我不是欠了巨债,就是赚了大钱。
然后我找了一个北京台的编导朋友,他们正好要去西安拍文物纪录片。我好说歹说,让他给我在剧组里弄了个顾问的身份。谈妥了以后,我把这事知会给了方震,让他转达给刘局,说我随剧组去外地,恐怕得几个月不在北京。
这样一来,五脉中人都知道我是寻找老朝奉未果,外出散心——至于信不信,那是不归我管了。
在一个弥漫着轻雾的清晨,我在北京站跟随剧组上了火车,什么都没带,连大哥大都扔家里了。
按照药不是的要求,我要彻底消失,断绝一切联系,让任何人包括老朝奉都找不到我。隔离得越干净,老朝奉可玩的手段就越少。
火车缓缓驶出北京,我向车窗外看去,窗上的露水还未消散,缓缓后移的高楼大厦如同笼罩在一片暧昧不清的水汽中。
此时我的心里,颇有些忐忑。瞒着别人也就罢了,连刘一鸣都要隐瞒,让我有点过意不去。当初我闯下滔天大祸,若不是刘老爷子力排众议,出手维护,恐怕我早就沉沦下去了。
好在我们此行的目标是老朝奉,大不了抓住他之后,再去跟刘老爷子赔罪。我相信,刘老爷子若是得知老朝奉伏法,一定很高兴。
火车出发大约半天之后,我先换了节车厢,和剧组分开,然后随便找了个车站下车。我在月台上待了一阵,重新补了张票,登上另外一个方向的列车,再坐了两三个小时,下车出站。接下来我没和任何人接触,找了一处僻静的公共厕所,做了一番打扮,重新出现在街头。
此时的我,戴着一副厚底近视眼镜,头上故意剃成地中海式秃顶,用一顶褐色画家扁帽盖住,嘴边还拿炭笔画了几撇胡子。哪怕是熟人,不近距离看也认不出我是许愿。
这样一来,除非老朝奉有能力动用省级公安的刑侦力量,否则不可能锁定我的行踪。
我本来觉得用不着如此谨慎,只要随便找个地方一换车,应该就没人知道了。药不是却坚持说一切都必须谨慎为上,结果这一连串行动,搞得我跟国外小说中的间谍似的。
而在这期间,药不是也去做了一些准备。我们两个分别走不同的路线,而约定碰头的地方,正是潞王炉的出土地点——河南省卫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