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队东虏使者在明军的押送之下进了济南城。除了所谓的“正使”是满洲镶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汉官。这种配置足以说明多尔衮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来冒险。

多尔衮在“国书”中再次强调了大清入关乃是为大明讨贼平乱，绝无半点非分之想。如果说之前多尔衮还在“国书”中要犬吠几句，抱怨大明不识好人心，那么这回的“国书”中已经是充满了哀怜，再没半点张狂之色。

“九酋书信中，无非就是开运河换百姓。”蒋德璟道：“可呈御览？”

蒋德璟还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则，虽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还是认为应该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税法》问题上，他与皇太子有着明显的分歧，难免与皇帝更贴近了几分。

其他三位阁老直接忽视了进呈御览的话题。孙传庭道：“运河一开，百姓未必得救，东虏却肯定是得救了。”

“现在东虏骑虎难下，就算退回关外，也是元气大伤，士气难振。”吴甡道：“说不定还会分崩离析。”

在座的四位阁老都是朝廷重臣，却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情报”竟然可以做到这般细致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让他们讲讲黄台吉执政时候的东虏，他们肯定会一片茫然，没有半点概念。然而现在北京城中，东虏的每一次朝会上谁说了什么，他们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子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子能够认同。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庭狠辣果敢，吴甡老谋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崇祯帝知道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性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